“Gutai-jin in Karuizawa” at Karuizawa New Art Museum

本系列企划为您推出关于具体美术协会的书籍《GUTAI STILL ALIVE 2015 vol.1》的数字档案。第三期是对具体运动绝对领导者吉原治良的长子吉原真一郎先生的专访。吉原真一郎先生自具体成立开始便担任协会顾问，同时也负责对外交流相关的英语翻译等工作。作为吉原制油公司的员工、协会的顾问以及吉原治良的儿子，他从多个角度畅谈了对吉原艺术的情思。

关于严父的回忆 吉原治良长子吉原真一郎专访

吉原治良晚年从1968年11月起度过一段时光的自家住宅兼工作室位于芦屋市。那里的正门安放着吉原治良的父亲吉原定次郎的胸像，整个宅院作为吉原家的府邸呈现出沉稳厚重的风貌。现在，吉原治良的长子吉原真一郎先生守护着这个家。

吉原真一郎先生是吉原治良的长子，从具体美术协会成立时便一直担任协会的顾问，为父亲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次我们访问了芦屋市的吉原家，有幸聆听了吉原真一郎先生对父亲吉原治良的为人处事和人生经历的讲述。

生于昭和6年（1931年）8月的吉原真一郎先生，是在吉原治良26岁时出生的。这一年是吉原治良于1928年举办首次个展，并从关西学院高等商业学部毕业的3年之后。当时正是他一边探寻成为画家之路，一边肩负起家族企业吉原制油公司接班人的重任，坚定有力地向前迈出一步的时期。

访问吉原真一郎先生时，我们注意到了客厅里不经意地摆放着的一组精美的蝴蝶。这是真一郎先生的收藏，起源于他从父亲吉原治良那里学到的昆虫采集技能。

吉原真一郎：我进入普通小学，毕业于国民小学，暑假的作业包括昆虫采集，父亲对昆虫采集也很感兴趣。那时，芦屋市还在城市建设之中，山区处于尚未开发的状态，留了下大片原始风貌的自然。父亲常带我去那些地方，我们感觉就像是去郊游一样，采集了很多昆虫。有蝴蝶、蜻蜓、独角仙，还有虽然很小，但特别漂亮的虎甲虫。父亲还教了我一些有关毒虫的知识，让我不要触摸它们。

这种昆虫采集也并非吉原治良特别投入的唯一爱好，他好奇心旺盛，兴趣广泛。据说他还十分享受当时的奢侈品，诸如铁道模型以及从海外进口的莱卡相机等等。此外，他还制作了搭载汽油发动机的飞机模型。从大的角度来看，拍照、收藏、制作模型这些活动，也意味着在创造一个特定的世界，与创作活动是有联系的。不仅局限于美术这一狭窄的表达方式，在兴趣爱好的世界中也展现出的广泛涉猎，似乎让人联想起具体美术的应有状态。好，言归正传，我们来了解一下真一郎先生关于美术的回忆吧。

吉原真一郎：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晚饭一结束，父亲就会说：“画你们喜欢的画！”然后从工作室拿来画纸、蜡笔、彩色铅笔、三角尺、量角器、圆规等等。于是我和弟弟通雄（后来成为具体美术的创始成员之一）两个人就在主屋和室里的圆桌上画起来。一开始我们充满好奇心，询问该把铅笔插在圆规的哪里。父亲本人也会和我们一起画些什么。看着我们的画，他会说：“这很有意思，放开画吧。”

后来，在昭和15年（1940年）建成的以前那个家的工作室里，我们经常从背后观看父亲创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问：“真一郎你觉得怎么样？”或者“通雄你觉得怎么样？”这种时候，我们必须说出孩子该说的坦率的意见，否则就会遭到严厉的训斥。这是在告诫我们，如果是个孩子，就应该像孩子一样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只要我们做出不自然的事情，哪怕再小的事情，父亲的情绪也会急转直下，变得特别糟糕。

我记得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战后芦屋有大批房屋被驻日盟军接收，很多他们的孩子来找我们玩耍，于是当地人自然而然地也会与那些孩子的父母开展交流。我记得是上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英语热，我还跟驻日盟军的士兵们用英语交谈过。那时，有人委托父亲为其画肖像画。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最好的制服放在塑料袋里带回家，然后把它挂在工作室里，父亲一边看着照片一边画。因为父亲并不认识请他画像的那个人，所以只能照着相片上的形象来画。但实际上他脸上的皱纹更多。这时父亲也会问我：“真一郎，你觉得怎么样，不对吗？”这时候也一样，如果不迅速说出坦率的意见，他就会生气。“你只能说一些胡编滥造的意见吗？这可不像个孩子啊，这样很不好。”类似这样的事情，父亲也教给了我。

当问及吉原真一郎先生，父亲吉原治良是怎样一个父亲时，他立即回答了一个词：严父。

吉原真一郎：他真是一个严父。但到了战后，父亲发生了变化。我记得他说过类似于“父亲的席位、父亲的权威已消失殆尽，都变得不能说话了”这样的话。我对此感到非常凄凉。对我来说，之所以有现在的自己，很多方面都要归功于严父的教诲，因此我曾经对他说过：“请照以前那样当我的爸爸。”

1954年，具体美術协会成立后，真一郎先生也以顾问的身份一直支持着吉原治良。
吉原真一郎：从协会成立伊始，我就作为顾问之一，陪伴在父亲身边。要说我是什么顾问，那就是担任父亲的英语翻译。例如，在给塔皮耶为父亲介绍的美国作家艾伦·卡普罗写信时，先由公司（吉原制油）宣传科员工，也是具体美术协会成员的吉田稔郎（1928-1997年）按照父亲的旨意起草原稿，然后再由我进行翻译。翻译的用词造句也并非泛泛而谈、司空见惯的措辞，而是像我跟芦屋的驻日盟军进行交谈时使用的那种浅显易懂的英语，比如“Come come everybody”之类的。我把翻译好的信交给父亲看后，他说真一郎的英语一点都没错，因此还表扬了我。但如果他心情不好的话，就会说“你的日语根本不像日语”，会在很多细小的地方提醒和指导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一开始我会因此而退缩，但后来明白其实是得到了很多他的教导，因此感到十分感激。

真一郎先生从吉原治良对待具体创始成员的态度中，看到了其作为严父的同等严厉。

吉原真一郎：有些弟子，比如嶋本昭三（1928-2012年）等人制作了大型作品，用车拉来给父亲看，但却被一个“不行”予以否定，于是他们只能说一声“是吗”，然后就那么回去了。为什么“不行”也不说。父亲在接受NHK广播节目《早晨的访问》采访时曾说过，“具体号”是一艘潜水母舰，潜水员和具体的成员都在舰上。这些人潜入深海，如何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能带着什么浮出海面？对此，吉原治良作为舰长期待有加。他并不希望大家带着漫无目的地自然附着的东西上来，而是把自己积极主动地找到的东西带上来。那个时候，他经常告诫大家：“不要模仿别人，要做自己，要自己去发现。”

吉原治良既是具体美术的代表，同时也是吉原制油的社长。真一郎先生的本职工作是吉原制油的员工，他是因为要遵守公司的命令才担任具体顾问的。从结果来看，他看到了父亲投身艺术以及经营企业这两个方面的不同面貌。

吉原真一郎：可以说这是双管齐下，同时从事两种不同的工作吧。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为我们是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参加股东大会时，父亲也非常认真地回答了股东的质疑。从其他董事的口中，我也听到过诸如“今天的社长讲话非常棒”这样的赞美之辞。父亲不仅作画，而且当公司建设神户工厂时，他还参与了布局设计，此外也进行过产品设计。无论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活动，还是作为一名公司社长的工作，他都做得很认真，很出色。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父亲曾经跟我谈过他成长的环境。他最终学历是关西学院的商业学部，虽然学的是商业，但他在学校的那些日子里几乎一直都在画画，坐在同一班级前面座位的人后来担任了朝日会馆的馆长，父亲说他当年总是在画这个人的头像。父亲把这些经历编成风趣幽默的故事讲给了我听。虽然他确实热衷于绘画，但从未怠慢和忽视过社长的工作。

我们前往采访的吉原府上是他们从1968年起开始居住的宅邸。对吉原治良来说，这里是他晚年建成的工作室。会客室上方的二楼就是工作室，在那里他创作了代表作《圆》。

吉原真一郎：父亲在这个二楼的工作室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进过房间。工作室的打扫也是由他本人和母亲完成的。除了母亲之外，他没让别人插手。在进行《圆》的习作时，他在工作室里随心所欲地画，而在进行正式创作时，基本上会将大型作品放在工作室的地板上，然后精心地制作出圆。父亲曾经说过，他画《圆》是因为他活在这个世界，把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自身投射到了画布上，而这就是《圆》。父亲说，无论人将其看成是“圆”，还是看成是书法，抑或看成是圆相，都完全自由，他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成规对待。但是，父亲明确表示，不要先入为主地做出这就是圆相的评论。

1972年1月18日早晨，吉原治良接到了荷兰大使馆打来的协商海外展览的电话。据说接听电话的吉原突然变得说话困难、口齿不清，于是只好让别人代替接听。此后，他就逐渐失去了意识。

吉原真一郎：我当时真希望父亲以后也能继续展翅世界、大显身手，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惊的。关于今后将以什么样的方针活动下去，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过：“不想拘泥于以往的具体这一存在，而希望与各种流派广泛合作、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将已年过百岁，我会梦想着他将继续从事这样广泛的文化活动。

日本曾有过引领西欧的美术潮流，对此，很多年轻人会感到惊讶。1905年出生的吉原治良在一生中参与过什么样的活动？今后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验证将至关重要。虽然这次无法详细报道吉原真一郎先生的谈话，但借助此次访谈，您或许可以略微想象出吉原治良不只是从事美术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人的真实面貌。

（刊载于《画廊月刊》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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